在中国和印度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亚洲在世界出口和原材料消费中的份额激增。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巨大，有着独特的需求格局，因此，这两个国家供求结构中的变化对于世界贸易构成具有的影响，远大于亚洲其他后起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崛起过程中的供求变化所产生影响。中国的增长对国际产品市场和全球贸易流动的影响已经清晰可见。如果印度的工业化能够如同在亚洲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那样，在进一步的经济提升过程中占据同样的重要地位，印度的商品贸易结构就有可能沿袭与中国相似的一系列变革，虽然印度在时间上将晚于中国十年或二十年。
在过去数十年中，尤其是自19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金属用量大幅度上升，印度与之相似，程度略低。中国的铝、铜、镍和钢铁的用量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一近期增长的一部分与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极高投资率相重合。但是，一旦投资增长速度放慢，尤其是建筑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减缓，中国金属使用密度的这种近期高速增长以及矿物和矿产品进口的同期增加就很可能减速。相比之下，印度的金属使用密度在过去四十年中一直相当稳定，反映出该国的工业化速度较慢，国内生产总值中基础设施投资的份额相对较小。
中国的能源用量自1960 年代以来一直稳步增加，但速度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未来的能源用量将取决于两种互逆趋势的此消彼长：一方面，持续的高速工业化、更高的生活水平和得到改善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将使能源用量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采用节能技术的巨大潜力。无论走向如何，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速度可能会继续大于今后的国内供应增长速度。
农产品进口将由若干因素决定。只要还需要进口工业用原材料作为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的生产投入，进口需求将会进一步增长。橡胶和木材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另一方面，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棉花的进口，随着出口构成向技术密度高的产品转化，可以预期棉花进口将会放慢增速。
中国持续提高平均生活水平和不断取得减贫进展，也将带来食品需求的增加和饮食结构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所有主要食物产品基本上保持着自给自足。尽管近期的农业政策改革可能会使国内农业提高生产力和产出增长率，但随着消费量的扩张，今后有可能加大对进口食品的依赖。由于经济规模巨大，即使是自给自足比率发生细微的变化，也会对中国的农产品进口产生巨大影响。
自19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产品总括极大地提高了档次，其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以及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已经占有了主导地位。中国的出口仍有相对较高的进口成分，但有迹象表明，在中国的加工贸易尤其是电子产业中，国内增加值所占份额正在加大。印度并没有经历亚洲其他高速增长经济体曾经有过的那种制造业出口繁荣。印度已经成为出口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服务的大国，尤其是向美国出口，但是，这种服务在印度出口收入中的份额能否进一步大增，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在今后数年，这些服务出口的绝对值有可能继续增长，但制造业的出口活力可能会变得更为强劲。
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增长活力对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积极效应，对于直接获益于亚洲高速增长经济体进口需求激增的国家是这样，对于间接获益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积极增长效应的国家也是如此。还有其他一些经济体由于初级商品价格的提高而实现了更高的出口和收入增长率，尽管这些国家对亚洲高速增长经济体的出口相对较少。但还应该认识到，中国扩大了对国际贸易的参与，这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的经济规模巨大，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生产和出口制成品的领域当中，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量有可能造成出口价格下跌，如服装、鞋类和某些类型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具体而言，中国服装出口的兴起，恰恰就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了较为外向的发展战略，很多发展中国家部分上为了应对《多种纤维安排》的配额规定而发展起服装生产和出口的时候实现的。
人口众多的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发展速度，无疑需要许多其他国家加快结构变革，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有些产业，来自低工资、高生产率国家的竞争较少，与之相比，服装业和较一般而言在经济的低技能端开展的活动实行调整的压力较大。许多国家存在着普遍的担心，以为结构变革的步伐会造成失业率上升和产出下降。恰恰相反，在发达国家当中，贸易平衡存在巨额逆差的国家，如澳大利亚、西班牙、联合王国和美国，国内增长率和就业方面的业绩远远好于保持了大量贸易顺差和较强竞争力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如果对保护主义压力让步，违背与所有国家结成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积极回应贫穷大国融入的承诺，就会适得其反，道理在于，发展中国家从对发达国家出口中获得的收入，大部分转化成了对先进工业产品的更高进口需求，因而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回流到了发达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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