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由柬埔寨政府和联合国组成的特别法庭逮捕了前红色高棉政权第二号领袖农谢。自1998年红色高棉覆灭以后，农谢等人一直以平民身份居住在老巢拜林。此次逮捕农谢是由于他涉嫌下令大屠杀，这表明经过多年延宕，柬埔寨人民和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正义审判终于拉开了序幕。

　　据报道，红色高棉在1975年至1979年执政期间，曾经杀害了150多万人，相当于当时柬埔寨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它远远超过许多新政权上台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法国学者拉古特称之为“自我灭绝的屠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该政权的短暂性和封闭性，系统的材料较少，这就给调查工作增加了困难，也使某些为之辩护的人有了借口。比如，美国左派学者乔姆斯基就曾怀疑大屠杀的真实性，他的理由是，提供材料的人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这个理由显属荒谬绝伦，就像南京大屠杀一样，主要的证词难道不应当是来自受害者，而是来自组织施暴且想逃避惩罚的日本战犯？而据目前的调查，在柬埔寨发现的埋人坑就超过了两万个！

　　虽然这场屠杀的细节还有待充实，但其基本事实却不容怀疑。正如有学者指出，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大屠杀。1975年红色高棉掌权伊始，就立即进行全国大清洗，将所有城市居民强制驱赶到农村。在其统治下，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男女老少集体劳动，集体就餐，甚至取消家庭，夫妻必须分开居住，全国没有正规学校，没有邮政，也没有医院。正是在这种强制迁移、政治镇压、高强度劳动和内部清洗(仅1978年红色高棉就杀害了近十万名自己人)的一系列大规模社会改造计划中，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幕人间惨剧。

　　柬埔寨是一个佛教国家，人民普遍性情温和，可为什么现代柬埔寨人会变得如此疯狂？慈悲为怀的佛国为什么会血流成河？今天，由于中国已经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国策，对于柬埔寨发生的灾难我们才可能有一个人性的审视。也就是说，柬埔寨悲剧是人类的悲剧，它给世人留下的警示是：

　　其一，人类应当抑制在人间建立天堂的冲动。平等的愿望植根于人性深处，这种愿望有其正当性。但是，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想一蹴而就解决这个问题，并指望通过理性设计来实现它，必然会导致空想和暴力。红色高棉试图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实行极权恐怖统治，大规模、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既不考虑社会成本，更不在乎人的生命。而事实却证明，追求绝对平等从来不会导致平等社会的出现，而只能造成一部分人比另外一部分人更平等，使前者成为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并使恐怖成为其统治形式的本质。

　　其二，通过制造族群之间的残杀来解决社会问题是反人类的行为。希特勒为了使德国崛起，极力鼓吹种族斗争，把民族划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最终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而红色高棉则为了改造社会，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原来在其控制下的农民称为“旧人”，把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让不同人群享有不同权利，从而迫使一个人要么做迫害者，要么做被害者。显然，阶级歧视与种族歧视的本质都一样，它“攻击人的差异，也就是说，攻击‘人的身份’特性，没有这种特性，‘人种’或‘人类’一类词便会毫无意义”(阿伦特语)。如红色高棉就不但杀害了许多政治反对派，还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华裔、越南裔、老挝裔、泰裔和伊斯兰教徒，这已经是任何崇高目的都不能为之辩护的罪行了。

　　其三，对反人类的罪行必须予以审判。自从红色高棉覆灭以后，对其领导人的审判一直久拖不决，尽管柬埔寨社会已经开始恢复正常，但历史真相一日不澄清，社会和解与进步就一日不能实现。2006年，柬埔寨在联合国的支持下终于组成特别法庭，以“严重反人类罪行”审判民柬前领导人，表明了柬埔寨人民正视历史的决心。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反对这样做，他们企望时间的流逝会使人们遗忘历史，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不过我怀疑这种企望的有效性，坚信诗人布罗茨基所言：“时间只会使邪恶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