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的一场地震，给四川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极为惨重的灾难，数以万计生命的消逝，令举国上下陷入一片悲痛。我们为灾难中的人祈福，并持以高度的关注，希望救灾工作能够以最高的效率展开，挽救在废墟中奄奄一息的人。在失去亲人的痛哭声中，我们祝愿那些不幸的灵魂能在天国中对生者微笑。
富有同情心的人们开始表达自己的哀思，安慰不幸的人，并想法设法地为灾区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一场浩大的捐款活动由此展开，倚靠经济的力量，我们的同情将可以转为更有实际效力的帮助。
我非常尊重这些捐款的人，我敬重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对于社会生活的责任感。在这个日益冷酷和走向异化的国度，在残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配之下，善良的人们依然保留了对于生命的怜悯和同情，愿意为弱者伸出援助之手，这值得欣慰。
然而——非常遗憾我终于要有所转折——在这个亚健康的社会中，即使是一种“善行”，似乎也可能在身后留下一个扭曲的影子，尽管这种病态可能并不是大多数。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舆论中流传这各式各样的“行捐价目表”，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各个著名的企业、机构或者个人在这场捐款运动中到底付出了多少。然而引来的则是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的抨击，批评者认为他们当中有人“捐少了”，捐款的额度占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比例过低。在这种负面的评价中，“少捐”甚至成为一种证明一些人“伪善”的证据——至少，他们的捐款额不足以令他们的行为有资格被称为一种“善”。当然，广泛的对于“开发商”等出于财富金字塔顶层等群体捐款额度偏小的批评声中，则直接认为他们不捐款即为一种“恶”。
这种观点有其两面性，从正面的角度来说，它似乎建立在这样的看法之上：拥有财富越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大。这一观念实质上与我们所引进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观念相辅相成，它们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中国人坚定地接受了后一个原则，却少有提及前者。因此，上述对于“捐少了”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自有其合理的与正义的一面。
但是就从现象上来看，这种合理与正义的成分或许很小。我注意到，在相当一部分关于捐款问题的讨论或者谈论中，捐助者总是兴致勃勃地报出自己捐款的具体数额。我不能很主观地臆断，认为他们在发言的过程中一定是一副沾沾自喜的表情，并伴有一种道德上的满足感；但不得不承认，有相当一些捐款数额较低的人，则在发言时刻意地表现出某种谦逊和愧疚，并强调针对于他们的具体收入，这样的数额是“合适且有资格获得正面评价的”。
在这样的态度之下，清晰地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命题：捐助者的“德性”可以用“捐助标的”来予以衡量。捐得多要比捐得少更加具备“德性”；而捐助数额占自身收入比例高的，则更加要比低比例捐助者“高尚”。这样的命题是否可以成立，我个人表示极大的怀疑。如果这个命题为真，那么假使一个乞丐倾其所有去捐助他人，这个乞丐将有理由被认为是道德之路的圣徒，他将完全有资格要求广大的平庸之辈匍匐在地，受他的教化，亲吻他肮脏的双脚。
我将这场舆论中对于“捐款额度”的过分关注视为一种虚荣，是人们在一个道德极度匮乏时代迫切寻求道德满足感的结果。实际上坦率地说，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因为祖先们的遗产被我们抛弃了，而从西方世界进口的思想，我们还几乎不能完全理解；我们缺乏可以信仰的宗教或者信念，指导我们在精神世界潜行的是空洞的标语；资本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入侵，导致一切都可以用货币来量化并且交易；充斥在生活中的是谎言和欺诈，无论是政治、商业、文化领域还是私人事物，每一个个体似乎都有一张虚假的面孔。因此，可以坦言，我根本不认为我们的社会存在“普遍”的、“广泛”的对于“人”的尊重和理解。因为作为个体，我们在这个社会巨机器中，就得不到尊重，个体总是会被异化为工具和手段，存在缺乏意义，每一个“我”都是可以被随时替代的，每一个“我”都能够用来交易。肉体和感官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中得到高度满足，而精神则总在价值的废墟中忍受饥馑，以至于“民间的声音”几乎总是那么偏激和狂暴，偏爱于在集体狂欢中自我陶醉。
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我们总是期待获得爱和尊重，我们希望在单纯的物质生活的攀比之外，能够在“自然法”中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一次地震灾难，则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我们在表达同情、怜悯和伤感之时，也正在填补我们空缺的心灵；捐款，一方面是出自我们的真诚，另一方面也是力图用这样“道德的行为”挖掘自己存在的意义，缓解我们在社会生活被“非人化”所带来的焦虑。
简单地说，作为在异化世界中的“行尸走肉”，我们的捐款即表明了我们的“德性”；我们在道德谱系中位置，证明了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隐藏在抽象的“人”之后的精神世界。当我们作为社会巨机器的一个螺丝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种保持机器高速运转的“秩序”，这种秩序将人异化为一种“物”；而当我们进行“善”的表达，或者“善”的行动，我们将感到自己从一种“物”变成“人”。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具备如此细腻而丰富的情感，以及对弱者和受难者无比慷慨的关怀。这种感受将我们从工具性存在的体验转化为一种目的性存在的体验。我们终于体会到，在焦虑的世俗生活之外，有一种超然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我们看清楚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物品，或者一只动物，这种力量赋予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毫无“实际用途”的道德说教以“真实的”意义，让那些停留在书本上的道德箴言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祥林嫂诉说自己的苦难，早期的听众们总是乐意重温她的痛苦经历。我们不能说那些听众没有善意，但必须看清楚，他们对于他人苦难的同情中，很大一部分是出于自我需要，是对自身欲望的一种满足。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生产链中，大量悲情故事被制造出来，人们看了，哭了，然后就忘了。人们观看“悲剧”并不是感受艺术的伟大光辉，而只是试验自身还有感受痛苦与哀愁的能力，并在这种试验中得到莫大满足和欣快。
我丝毫不否定捐款者的真诚，我也不是说，那些不自觉地用捐款数额来评价人的“德性”的高低的人，都是没有道德原则的。我只是站在一个更概括和更抽象的角度，描述我对我所生活的这一时代的感受。那些与自己并无直接关系的人在灾难中受近磨难，甚至最终撒手人寰，这一切令我们感到痛心和哀伤，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情绪是人道主义的发扬，是对“人”的理解和尊重。我们并不认识他们，甚至这一生可能不会见面，但我们仍然关心他们，挂念他们。他们可能是圣人，也可能是道德败坏的人；他们可能与我们志同道合，也可能与我们意见相左，但这并不重要，当灾难来临之时，我们不加区别地对他们表示关怀，为他们承受的苦难而落泪，因为我们深深地理解到那些一张张面孔之后所共有的“人”的属性，它让我们区别于非人的物，它让我们知道自己拥有一个精神的世界。
但是当这一切过去之后呢？我们依然会让自己变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以冷酷和非人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类，我们会本能地不再相信和同情别人。我们会认为所有的公务员都是腐败分子，所有的医生都是吸血鬼，所有的教师都人面兽心，所有的商人的奸诈狡猾，所有的异见者都愚蠢下流；我们会本能地厌恶衣着褴褛的乞丐，我们鄙视满身尘土的民工，我们觉得河南人都是骗子，我们觉得浙江人只会生产假货；我们认定政治领袖们除了撒谎就是喊口号，我们坚信新闻中都是编造德的故事，但当我们需要爱国的时候它们又变成了真理；女人们认为男人的话完全不能相信，而男人则认为女人只是花钱购买的装饰品。
这场灾难如同一场悲情的电影，所有人在这浩大的公映中走进剧院，去让自己干渴的道德幽灵吸取甘露。不由得你不去，因为所有人都去，不去的人将被其余幽灵的撕咬。我们踊跃地表现自己的德性，却不知道用什么来证明，只能用捐款数额来进行排序。我们感到有义务去咒骂那些吝啬的人，他们吝啬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可容忍的邪恶，对于邪恶的反对正是道德幽灵最大的兴趣。然而电影总有散场的时候，等人们纷纷走出剧院，则收起那副悲伤的人道主义面孔，继续尔虞我诈，兵戎相见。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悲哀之处。
最后，我想说，是慈善之举一种道德。既然是道德，那么它就只能律己，而不能律人。我们不应该因为自己有慈善之举而产生一种优越感，因为善就是你追求的目的，而不是自我满足的手段；我们也不需要谴责那些不愿意捐助他人的人，因为不捐助仅仅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不道德。捐款属于个人事务，严格来说它就如同个收入一样，属于隐私。我们很少看到有人积极地公布自己的收入，但此时却太多的人积极地公布自己的捐款额度，我觉得这种反差背后一定暗示出某些信息。慈悲之心是一种对待生活以及对待他人的态度，它并不是仪式，也不是狂欢，“阵发性”的助人为乐固然不是坏事，但只有将它变成生活的基本原则，那才是真正具备德性的。也只有一种持久的道德动力，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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