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大二学生纪毓迪怀着兴奋心情走进了教室，在这里，“四书”将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作为必修课搬上清华大学的课堂。（9月23日《光明日报》）
■乐毅（教师）
此事在网上引发了争议，相当多的人反对。
“四书”到底该不该进课堂，对此我想先提个问题：如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进了清华的课堂，会不会引发争议呢？我想是不会的。
完全能理解反对者们。因为“四书”及其所代表的儒家，与中国漫长的专制史如此紧密相联。好不容易，在近代以后我们摆脱了那种控制，为什么现在又要把这头“妖兽”请回来呢？
但是，儒学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思想，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及人们日常伦理的方方面面，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行事都受其支配（包括那些以西学为纲者），只是我们常常不自觉罢了。我们真要想了解中国社会及中国人，是不能对儒学一无所知的。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孔子开创儒学是春秋百家争鸣的年代，也是学术自由下的产物。后来是“罢黯百家，独尊儒术”及八股取士只考“四书”，在权力的操作下，才形成了思想专制。
卢梭是否能与孔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并受到公平的对待？如果能，那“四书”进课堂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我们不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过度上纲上线，所谓“传统都不是好东西”，看到一本线装书，就能立马联想出复辟来。现在，我们应该能有更多的平常心，对待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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